轻刑快审立案无耽搁起诉当天送
　　面对日渐突出的案多人少矛盾，对事实清楚、被告人认罪、适用法律无争议轻微刑事案件，在简易程序法律框架内，实行轻罪快审、轻案快办等快速审理机制应运而生。经统计，实行快速审理机制的轻微刑事案件，服判息诉率高、上诉率低、改判发回率低
　　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是对劳教制度取消后，政法机关如何对社会治安实施有效管理，维护社会秩序的积极探索。司法机关把严重的违法行为、构成犯罪又不属于严重犯罪的，通过轻刑快审快速侦办，绳之以法。只送到拘役场所，以达到教育矫治的目的。
　　这项举措旨在通过对拘役犯的集中教育矫治工作，降低拘役犯释放后的再犯率，提高拘役犯回归社会的适应能力，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的消极因素，使拘役刑成为治安处罚与有期徒刑之间一个很好的过渡和衔接，弥补劳动教养制度改革后带来的处置手段的不足。
　　□法制网记者袁定波
　　从提起公诉到一审判决仅用时5天！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在张某案中适用快审机制，以危险驾驶罪判处张某拘役1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这只是我国法院探索建立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审理机制的一个缩影。《法制日报》记者5月5日从最高人民法院了解到，截至目前，部分地区已经在省、市层面法院大力推广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试点改革。
　　“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审理，大大缩短了审前羁押时间，可以更好地实现罪刑相适应。”最高法刑一庭负责人表示，经统计，实行快速审理机制的轻微刑事案件，服判息诉率高、上诉率低、改判发回率低。
　　劳教改革后轻刑案显增
　　“2011年，全国法院盗窃罪收案同比上升7.56%，2012年再上升16.67%。”最高法刑一庭负责人说，随着国家加强社会管理和刑事法网日趋严密，部分原由劳动教养处理的违法行为纳入刑事处罚范畴，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入户盗窃、危险驾驶等违法行为入罪，轻微刑事案件明显增多，在全部刑事案件中所占比例呈上升趋势。
　　面对日渐突出的案多人少矛盾，对事实清楚、被告人认罪、适用法律无争议轻微刑事案件，在简易程序法律框架内，实行轻罪快审、轻案快办等快速审理机制应运而生。
　　早在2010年，北京市下发开展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加大轻刑适用力度试点工作的方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开通轻刑快审绿色通道，对符合条件的轻微刑事案件，在立案、起诉、开庭、送达等程序上优先保障，并保证10日内审结。
　　朝阳法院刑二庭法官李佳丽说，朝阳法院适用轻罪快审案件，平均审理时间为7天；一个由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组成的3人办案组，一年可以审结各类型轻微刑事案件1000余件。
　　“轻罪快审、轻案快办等快速审理机制，对提高诉讼效率具有显著作用，这也是各地法院进行探索、改革的主要动因。”最高法刑一庭负责人说，探索完善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审理机制，对于提高法院审理轻微刑事案件的质量和效率，依法及时惩处犯罪，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具有重大意义。
　　快审机制雏形日益显现
　　4月8日，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采用轻刑快审方式，38分钟集中审结了6起酒驾案件。
　　“以往审理这6起案件，再抓紧时间也需要两个多小时。推行轻刑快审后，用时至少缩短三分之二。”房山法院刑一庭法官徐斌说，庭审结束后，法官当庭作出宣判。
　　余姚法院刑庭法官吴卫东告诉记者，该院对适用轻刑快审机制的案件，每周固定时间由速裁法官集中开庭审理，与检察机关派员出庭等环节进行对接。在固定开庭的前提下，开庭时集中告知全部被告人应当享有的权利义务以及认罪的法律后果。通过简化此类环节，每起案件相对可缩短审理时间两至三分钟。
　　集中开庭、加快流转节奏、缩短办案期限、配置专门审判人员……随着试点的铺开，轻刑快审机制雏形日益显现。
　　据了解，轻刑快审案件的审限，北京市和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规定为10天，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为15天。北京要求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分别在10天内侦查终结和提起公诉，形成快侦、快诉、快审的办案格局；要求法院立案无耽搁、起诉当天送、案件当庭判、执行及时发。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引入视频开庭，一起轻刑快审盗窃案，从开庭到宣判，只用了8分钟。
　　“这类被告人认罪的轻微刑事案件，以往看守所提押、还押犯罪嫌疑人，来回至少1个半小时，相比之下，远程开庭高效率的优势非常明显。”浦东法院刑庭法官张鹏飞说。
　　据统计，在轻案快办机制下，罗湖区法院近年来判前平均羁押时间大幅缩短，看守所日均在押人数减少近30%。
　　“轻刑快审机制在节约人力、时间、用车、用警成本以及缓解看守所仓容压力方面，都取得了积极成效。”最高法刑一庭负责人表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接受迅速审判的权利，即要求刑事诉讼能迅速进行，尤其是在被羁押的情况下，能够在一个合理期间内迅速终结，尽可能缩短其审前羁押时间。对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审理，大大缩短了审前羁押时间，可以更好地实现罪刑相适应。与此同时，案件能够迅速得到处理，被告人及时受到处罚，被害人得到及时赔偿，有利于减少讼累，修复被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